女娲采五色土抟而造人。证明中国人是“土性”的。金、木、水、火、土——土在其中。退远了看,中国简约印象,说来就是一个陶器,细细勘验下来,其余四性原本就是制陶必有的元素。固有一个成器,即是五行之合和。中国人的“拜陶”,是根性使然,是比当今任何一种时尚更值得推崇的文化传统。
中国七千年文明——新石器时代,差不多与陶器肇始同时。世界各地古人类文明至今仍然以出土“陶片”作为主要的断代材料。如中国河姆渡文化就是典型代表。古陶器既是古人类最早的创造物,那就是现今人类的“图腾”。更重要的是,古人类最早的思维,正是在这“首次”的“赋形”——由形而器,由容而物,物而为用,参天观地,历经上万年的历练而生成原始哲学观的。
《易》中所谓“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人,民咸用之谓之神”——这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这是神灵假手人类的创造,怎能不心生敬畏!
到了老子那里,这种哲学的抽象和概括到了最高之度:“三十福共一毂,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里的“埏”是制作陶器时抟揉黏土的过程,引申为制陶的全部工艺;“埴”就是黏土。
一个成型的陶器,其可见的物质形态是“有”,但它没有贮藏其他东西时中空的部分是“无”。这“有”、“无”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有”,无以为“用”。有“用”的,正是赋形后产生的空间。所谓“利”者,当然指人类以此种创造得到的好处。
《考工记》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记录手工业技术的文献(成书大约在战国初期)。在“国有六职”下记述了官办手工业技术的详细分工,其中“抟埴之工陶、砙”就是专指的陶瓦工,又说“有虞氏上陶”——尧舜时代就崇尚陶器了。《考工记》记载了甄、盆、簋、觳、豆各种陶瓦器的容量和尺寸。最有趣的是强调“髻垦薛暴不入市”—就是说,远在两千五百年前,陶器市易就很发达,而陶器残次品是不得入市的。《考工记》记录的是官办厂坊的规范,且确定了制作优美器物遵循“天时、地器、材美、工巧”四个原则,可见那时,中国手工业包括制陶就达到何等理性的程度。
我们至今无法还原人类始祖是如何在抟土时混沌初开,激发幼稚想象的。也许那是一个极度漫长的过程,它使得切分的某一细节显得并不真实,但至少,在现今的陶器坊间,在建水,可以再现并体验其中的多个环节。
依我的亲见,在云南的多个地方窑口,大多使用窑制法,不少还保留原始的制胎“盘绳法”。若以地方民间窑口论,小本经营,大多土质陶器,型简质粗,贱如弊帚,不计成本显然不能,但即若建水精品,愈精则愈投人工,分毫不爽。至今江西、浙江、江苏烧造之紫砂壶,无不如此。至若以名师手工拨款的宜兴“名壶”存量极少,动辄数十上百万而争购,量非罕见。这非常奇妙,人们甚至放弃机械改进,如此笃信手工与“神”达成的契约。即使中国陶瓷到了“前三清”那样的顶峰,御前宝器,令世界折膝拜服、叹为观止,也丝毫没有改变“手工”的魅力!这大约是中国乃至人类唯一的聪明之举。康熙、雍正、乾隆老皇帝怎可小觑!
总之,“拜陶”贯穿中国全部文明史。而持此“主义”者,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概莫能外。这是原本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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