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浅谈紫陶文化

陶，非建水所独有。何以其经过千年工艺流变而最终以紫陶的结晶位居四大名陶之列？紫陶工艺到底是“土生土长”，还是与一些历史机缘密不可分？在这小小的一方陶器之上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印记？

众所周知，建水陶的历史悠久，其历史渊源超过了建水1200多年的建城史。建水紫陶研究会主席谢恒认为，早期建水陶主要是“低温夹砂红陶”，在红河两岸一般采用堆烧的方式，烧制温度低，大概700℃左右，且泥料粗糙。从现在的考古发掘看，在西汉时期出现了烧制较为成熟的陶品。而在同时期，轮制成型、上釉、造型、装饰工艺（比如压花）这些制陶工艺应该是最早在中原，包括江浙一带已经较为成熟。

应该说，夹砂红陶作为建水紫陶的雏形更多只是日用器具，其技艺也应该更多是原住民经过漫长的摸索所积累。那到底是哪些因素促成了建水陶的嬗变，让今天的紫陶呈现出文人意趣和独有的美感？

在建水紫陶的研究者罗永昌看来，建水紫陶留给外人最深刻的印象主要包括了阴刻阳填、无釉磨光和残贴等三个方面。罗永昌认为，建水紫陶最有特点的就是残贴工艺，而残贴这一工艺明显借鉴了中原艺术的表现形式，建水老一辈的工艺艺人从中得到启发，把它用于建水紫陶上，经过发展进而成为建水紫陶区别于其他的鲜明特点。无独有偶，向进兴也对紫陶的残贴工艺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残贴吸收了国画“锦灰堆”的画法。

“锦灰堆”这一艺术表现形式并非建水人所创，但是被建水紫陶艺人用于紫陶装饰后就产生了今天我们所见的、充满残缺美的残贴，这就是建水紫陶的借鉴与创新。

借鉴和创新从何而来？谢恒给出了答案。长期以来，建水在滇南的军事、政治、文化地位极为重要。西汉时就是昆明通往南亚的主要通道，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之一”，历史上完整的叫法叫“通海路”，建水境内成为步头路。建水从西汉开始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明朝将江浙一带的大姓迁移到滇南一带，带来了先进的手工艺技术，包括了复杂的、完整的制陶工艺。

史载，光绪二十年，建水知事咸顼也曾带领陶瓷工匠对建水陶进行改进。“窥一斑而知全豹”，正是建水与外来文化的兼容并蓄，促成了建水制陶工艺的借鉴与发展；也正是中原文化和边地文化的不断碰撞融合，才让制陶这一古老的技艺在今天焕发出夺目的光辉。

当然，除了制陶工艺的借鉴和创新，中原文化也实实在在影响了建水陶的装饰。向进兴在《诗书画印在建水陶中的演绎》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建水陶是在陶装饰中把中国的诗、书、画、印演绎得最具特色和品味的。建水陶运用刻填工艺再现中国书画的笔墨情趣和文人情怀。建水陶上书画的韵味与格调是其他陶瓷不可比的。它不像瓷器华丽有余而厚重不足，瓷器虽然是直接用毛笔书画但是缺少了古朴的天趣。也不像紫砂那样以刀带笔刻而不填，紫砂的以刀代笔欠缺了用笔的情与味。刻而不填则欠缺了用墨的情与韵。可以说建水陶是这两者的中和体，集两者之优而大成。”

诗、书、画、印中国文人独有的语式，被建水文人巧妙地运用到紫陶装饰上来，这与建水崇文重儒的风气大概是分不开的。建水本为边城，然而历来是滇南的文化重镇。历史上的江浙移民带来的文化熏染，加之杨慎等文化名人都曾流连其中，自然为建水陶的装饰增添了浓厚的文人味道。

在器型方面，向进兴认为，“建水陶的器型有着我们云南的朴实、古拙、大气的特质，装饰则运用中国传统文人书画之精微。两者和谐而统一，古朴的云南器型中却透露着江南的清雅文人之风。”

罗永昌认为，建水紫陶一直都是建水人在做。从老一辈的向逢春到王定一，一直都是建水人在做陶。在我看来，建水陶作为“土生土长”的边地文化产品，器制作者也基本是建水人，然而当中原和江南文化“紫气东来”与建水的边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时，也自然影响到建水陶的制作者们，工艺的改进、趣味的提升，建水陶终于在道光年间借助烟斗实现紫陶工艺的爆发和突破，最终让中原的制陶技艺和中原、江南文化借助紫陶这一载体而呈现出建水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