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上风月——紫陶的文人情怀

佛语有云：“芥子纳须弥”。

自古以来，书画作为中国文人的特有语式，将大千世界、过往兴替纳于笔尖。同样，紫陶寄托了百年建水文人的情怀。从沉静隽永的紫陶上，我们似乎可以读懂建水千年岁月的冷暖、古城的沧桑和人世的浮沉。

建水“人物风土文章科目之盛甲于全滇”（《建水州志》序言）。明清以来，建水始终作为重镇雄踞于滇南。

文章盛，则文人兴。建水历史上，既有王奎、韩义可、杨升庵、王文治等著名文人开办书院讲学布道，又出过张隆、刘洙、萧崇业、包见捷等文官名臣。明清两代，建水出进士111名，有“临半榜”之美誉。

“士秀而文，崇尚气节。”人文蔚起的景象，自然投射到紫陶之上。诗文、书法、绘画、印章，这些文人所好之雅事与中国哲学和文化血脉相连，清代以来，更被建水的文人骚客们借陶器的方寸天地尽情挥洒，书写着自己的性格。

在建水书画家的眼中，似乎无物不可点染。

笔下的山水田园、人物花卉、梅兰竹菊、花鸟虫鱼，时而逸笔草草，时而率意勾勒，皆寄托了作者的无限遐思，让观者动情。

金文的浑朴圆润、汉隶的古朴端庄、楷书的方正稳重、行草的自由飘逸，在欣赏书法的庄严气象时，我们可以遥想建水书画家们在提顿抑搓间借紫陶逸兴遣怀。

再看陶器上的诗文，好太白大马长枪者有之，好工部如椽大笔者有之，好摩诘冲淡高远者有之，张扬着建水文人不同的个性。

有人对紫陶的工序这样评价：“拉坯是绝活，刻填是技巧，书画是灵魂，磨光是工艺，贴与简则是文化。”书画在紫陶上的运用不仅增强了文化韵味，更增添了艺术美感，让建水紫陶脱离“匠人陶”的巢臼，进而跻身“文化陶”的序列。然而，陶器上作画题字既不能墨守成规，否则难以融于器；又不能盲目创新，否则易失书画之法度。建水紫陶研究会主席谢恒认为：“以陶为纸，既要保留笔墨的法备气至及物象的神形具备，又要兼顾陶坯的不同弧面和湿润状态下的柔糯特征，捉豪濡墨须有厚实的悬肘运笔的功底。”（《建水紫陶》）

从建水紫陶保存的清末以来当地许多书画名家的墨宝真迹看来，建水书画家不仅具有深厚的书画功底，对紫陶的肌理与多边的色彩更是了然于胸，借助“残帖”和“淡艳”的装饰艺术，从而传出静水流深之韵味。

紫陶历史上善于书画者比比皆是。例如清末建水书画家丁吉三创作的水墨质感紫陶成为书画紫陶影响后世的一座高峰。叶子湘因其在建水紫陶上书画扬名而被新中国成立前的《辞海》收录。20世纪50年代，云南省某位领导赴京，向毛泽东主席带去一件由向逢春烧制、李贯夫书画的紫陶花瓶。毛主席仔细端详后，对花瓶上古朴苍劲的题字连声称赞“写得好！”为表达对书法家的敬意，毛主席顺手将自己的毛呢帽子取下，嘱咐转送题字的书法家——李贯夫。几经辗转后，帽子交到李贯夫手中，一时传为佳话。

百年之后的建水，多少人物已经在历史的更迭中被淡忘，而清末建水书画家中王定一的隶书，刘光烈的板桥体书，王式稷的金文，王垂书的草书，李贯夫的楷书，王克敏、王孝泉的花卉翎毛，王宪斌的竹子，肖茂园的山水，沈河清的鱼虾，马吉生的菊花，向逢春的山水、人物、梅兰竹菊和各种字体，还为人们品评赏鉴、津津乐道。

中国传统文化无声地浸润着千年的建水和文人，在紫陶装饰上以别具一格的艺术表现形式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体现出一种久远的、发散的建水文人情怀。凡是对建水紫陶有兴趣的人，不难得出这样的观点：“做一个紫陶大师，必先有文人的诗性之眼。”

今天的建水紫陶名家概莫能外。

当代紫陶元老陈绍康能书画，精雕刻，作品新奇古美；制名师谭知凡书善行草，所画梅兰竹菊自成风格，作品质朴醇美；装饰名师谢恒将红河山水搬上紫陶，用大块色彩渲染山河壮美，作品庄严大气；马成林融青铜文化、远古岩画和民族图腾文化等多元素为一体，作品古朴典雅；徐荣洪的作品意境萧疏，颇有一番枯窘笔意；向进兴的作品借古开今，书画相配，自有一派淡泊的境界；田波作品大巧若拙，充满自然天真；向炳成作品化繁为简，留白处似乎是“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当然引人入胜；陈学精于微雕，作品娟秀精致；肖春魁仿生作品几可乱真，传达着一种零落萧条之美；邹科作品清新淡雅，墨气飘香；杨春丽长于人物装饰，作品娴静淡雅；余丽芬将浮雕、堆雕运用于紫陶，作品颇有奇峰突起之感……

蕴藉着浓厚的文人情怀，建水书画、建水紫陶已经水乳交融，与建水历史文化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百年后，当人们面对这些经过时光冲刷、火气退尽的紫陶老器，或许在其深沉稳重和天人合一的气质中欣然沉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