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建盏是否存在官方定制？答案是……

众所周知，建盏作为宋代点茶第一茶器，宫廷御用点茶也使用建盏，但是皇家御用建盏，自然与众不同，因为采用的是特制的盏。

宋代“進琖”“监匠”“供御”款款识

这事在诸多典籍都有记载。到宋徽宗时，这位天才艺术家，对建盏也十分有研究。在其《大观茶论》中对建盏有着丰富的论述。当然，还有其他文献也有记载了宋代皇帝用建盏点茶招待官员的故事，对建盏御用史实进行了佐证。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在建窑遗址出土的大量建盏标本中，也发现了少量带有“供御”“進琖”等款识字样的盏底，这些既是御用款识建盏底足。完整的带有这些字样的建盏，目前主要存在一些博物和私人藏家手中。这些独特标识的建盏，无不说明了宋代皇室专门定制了宫廷使用的建盏，从款识到盏底都与普通大众所用之建盏有区别，御用建盏有着鲜明的特征。一些研究者观点认为，“供御”“進琖”只在建窑遗址看到而皇宫未见，所以不能说明其为帝王“特制”，这种观点非常片面，十分错误。

宋代建盏不仅皇家定制过，在政府需求物品中，也存在着定制采购建盏的史实，对于这一史实，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论证。历史证明，建窑作为民窑，不在宋代官办窑厂之内，御用建盏采用了“官搭民窑”的方式办理，即“有命则贡”的方式生产御用建盏。好比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生产管理。但目前存在的宋代建盏证据表明，除了皇室定制外，应当还存在着官府定制的现象，为什么这么说呢？

宋代“监匠”款识

第一，最直接的证据为宋代建盏款识中，存在着“监匠”、“监”等款识建盏，此类建盏是官方定制建盏的最直接证据。一般此类款识建盏，为印章式落款，说明长期生产，数量比较大，采用印章式落款比人工手写更高效，同时也字体更美观。有研究者认为，这类建盏也属于皇室御用建盏之列，是宫廷在原产地设立的专属造办机构，即宋庭设在建窑的官办机构中，专用的印款。此观点也有待更完善的论证，也有点点牵强附会。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监匠”、“监”代表的是官府监制之意。在宋代的营造职能官职中，即设有“将作监”、“监”等级别官员，《宋史·职官志》载：“凡营缮，岁计所用财物，关度支和市。其工料，则饬少府、将作监检计其所用多寡之数”。其职能正是监制和建造各类皇室及官府所需之物，如六部之工部，或国营企业，满足内供需求。建盏中出现的这几种款识，虽然不能直接证明进贡御用，但是却可以直接证明这些款识建盏不可能流向民间市场，只能最直接的说明一点：这些监制的建盏是供需给官府所用的建盏，而且是高级官衙，很有可能是供给给在京各中央单位府衙，只有这些部门所需物品是需要要匠作监负责，地方官府所需不由他们负责。

宋代“甲子年、奉官”款识

另外一款更具有证据性的落款则是“甲子年、奉官”阳文款建盏，该款识意思在明白不过，而根据天干地支推送，宋代的甲子年分别出现在宋太祖乾德二年、宋仁宗天圣二年、宋神宗元丰七年、宋高宗绍兴十四年、宋宁宗嘉泰四年、宋理宗景定五年等六个年号中，具体是哪一个甲子年虽然不可考，但是可以确定就是这六个年号中的一个。“奉官”二字则直白的说明了这批建盏是奉官府之命生产，官府定制之意再直白不过。

不过这里的“官”应当是州县一级的官府，因为这与宋朝的政府采购制度有关。在宋代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和严格的政府采购制度。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创设杂卖务，隶属于三司、后归太府寺管辖，“掌和市百物，凡宫禁、官府所需，以时供纳”。朝廷在东南地区的购买事务主要由主管漕运的发运使司负责。各路的转运司、州县等政府机构，也都有从事购买的行政职责。太平兴国八年，“凡中都岁用百货，三司视库务所积丰约下其数诸路，诸路度风土所宜及民产厚薄而率买，谓之科率。诸路用度非素蓄者，亦科率于民”，规定了中央政府需要购买的各项物资，都是由三司根据诸司库务的储备情况，预先确定采购种类和数量，将购买任务下达给诸路（或京师的杂买务），诸路再根据本地区物产特点将朝廷指令进一步分解，由所属州县执行。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了较完整的采购网络体系。

大致天圣五年又更加严格，开始实行采购目录编制制度。到了大中祥符九年，建立了“时估”制度，即宋朝政府购买所依据的价格体系。天禧二年对“时估”制度又更加明确规范。地方州县组织行户商贾对物价一旬一定，每种物价分上中下三等。州县官按月将时估制成两个表状，县报州，州报本路监司官（转运使或经略使），各路监司再上报三司户部。若州县所报失实，将被追究州县官的责任。 宋朝政府制定时估制度，显然主要是为政府购买服务的。

通过以上几种方式的政府采购，建盏作为官府的日常用品得到了保证。因此，才有了日本僧人成寻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的描述：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期间，成寻前往办理签注，看到官府廊下有专职衙役煮茶，然后官员用建盏点茶招待了他。这是成寻在大宋第一次看到点茶，并品尝了这一与日本不一样的饮茶方式。可见，当时杭州官府所用的盏，应当就是政府集中采购的办公用品。

宋代“官”字款识

第二，间接的证据是宋代建盏款识中书写体“官”字款盏底建盏，即存世建盏款识中，有极少量“官”字款建盏，但是未见完整器。对于这种款识为何说是间接证据呢？因为这个“官”字存在两种解读，第一种就是官府之意，即官府定制的建盏窑工在盏底上写上了“官”字，方便窑工作业时，将带有这些款识的盏摆放在龙窑最好的位置，以及出窑时识别官府定制的建盏，这就是这个款识的功能意义。如果说无需定制，官府在采购过程中大可将最好的成品挑走即可。所以，有了这个款识说明这些盏是定制款。但已发现的带有此类款识的盏底并不多，说明了产量也不大，定制也不多。因为没有完整器，也难以断定这些官府定制建盏的品相如何，以及是否带有官府的特色。

但这个“官”字也还存在着另一个方面的解读，那就是姓氏，这个款识也可以理解为是一外姓“官”的客户，或者窑工，定制或者生产的建盏，所以打上了“官”字为款识。“官”姓在百家姓排名二百多位，相对人口较少，表现的比较沉寂，但是这个姓氏在福建却是分布的重要省份之一。在宋代时，说不定此盏即是这种情况下生产而来。倘若如此，则就否定了此盏为官府定制的可能性。所以说，带有“官”字款识的建盏只能作为建盏官府定制间接性证据。

宋代“太师栋”款识

第三，其他证据，目前存在的具有一定佐证意义的款识为“太师栋”印款和墨书“张大内位”书款两种，因为这两款建盏款识直接体现了官职信息，所以被认为是定制款。

“太师栋”为印章式，篆书，竖排，非常精美，说明定时此款建盏是经过特别考量后定做的产品。众所周知，宋代太师作为“三师”之一，是一种额外加封的官衔，本身并没有什么实权。在宋朝，能够被授予太师之位的，多是一些元老重臣，或者是一些位高权重的大官，这些人本身就很有权势，受众人敬仰，太师一名对他们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据查，两宋不到三十人受封太师，可惜名字或字、号中带有“栋”字，不知“太师栋”是何人。倒是南宋宋理宗时期有一位名为杨栋的参知政事，带有“栋”字，不是是否是此人定制的呢？

宋代墨书“张大内位”款识

墨书款“张大内位”款盏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属于定制款。这种盏是买主购买无款建盏后再用墨书写，有做标识之意。存世的建盏中，有关寺院、个人所用盏，多有墨书相关信息。“张大内位”款识盏出土于浙江杭州，应当属于南宋皇城遗物。盏主姓张，但是南宋官职中并没有“大内位”官衔，倒是宋代将皇后称之为“内位”，“大内位”或许是对皇后的尊称。可惜南宋皇后没有姓张，只有赵光宗有张贵妃，而且张贵妃后来还被赵光宗皇后送出皇宫嫁人。因此这四字所指何人何职更加扑朔迷离，总之盏主是一位达官贵人无疑。

通过以上带有官方色彩种种建盏款识推测，直接或间接都可证明宋代官府存在定制采购建盏的现象。为了符合政府采购管理规定，在采购的建盏盏底中增加了政府标识，以便窑主作业，以及采购方支付费用和使用，属于官府固定资产，防止公物被盗私用。同时，这也是一种社会等级的表现，将御用、官用、百姓使用的三个等级建盏做了清晰的区别，侧面展现了封建社会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可惜存世的此类建盏没有较多的完整器，难以断定管用建盏的品质情况，